2019年7月25日，一组新型智能垃圾分类柜亮相上海街头

　　垃圾分类无疑是2019年社会治理的关键词之一。目前全国已有237个城市启动垃圾分类，上海、厦门、杭州、宁波、广州、深圳等18个城市垃圾分类覆盖率超过70%。

　　“全面启动”和“强制分类”的按钮按下后，各地落实情况究竟如何？《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就此进行了回访。

　　奖惩并重

　　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4省已出台地方法规，河北等12省份的地方法规进入立法程序，30个城市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法规或规章，16个城市已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立法计划或已形成草案。

　　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示范引导，累计开展入户宣传4635万次，生活垃圾分类覆盖7.7万个小区和4900万户家庭，居民小区覆盖率平均达到53.9%。其中，厦门、杭州、宁波、广州和深圳等18个城市覆盖率超过70%。

　　一系列数字表明，垃圾分类已从环保倡导发展为政府层面的强制和引导。

　　记者梳理发现，出台管理办法或条例的30个城市，均对垃圾分类的违法行为提出明确处罚措施，主要以罚款为主，警告或限期整改为辅。多数城市规定个人最高罚款200元，对单位最高处罚5万元。

　　奖惩并重是相关管理的重要原则。北京、上海、广州、厦门、宁波等城市提出对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或奖励。在深圳，分类成效显著的家庭可以拿到2000元，个人和单位1000元，住宅区最高30万元。

　　46个重点城市中，太原、哈尔滨等16个城市增加了信用惩戒手段，将单位和个人因拒不承担生活垃圾分类责任被处罚的，作为不良行为记录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实施联合惩戒。

　　居民更加自觉

　　在强制措施纷纷出台并不断落地的形势下，垃圾分类成效如何？

　　记者走访各地发现，最大的变化是知晓率、认可度、参与面稳步提高。从抗拒到认同，从不适应到习惯养成，很多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正变得更加自觉。

　　上海市的志愿者们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上海市长宁区大家源新城小区的董大爷是30多名志愿者之一，他说：“大家越来越习惯，我们也越来越轻松了。现在不用再紧盯着人和桶，或是苦口婆心地劝说了。”

　　在广州，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居民知晓率由原来的62%提高到92%，参与率达到76%。

　　西安市生活垃圾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西安市总共有186家垃圾分类示范点，包括学校单位小区，推行过程中示范点的分类情况成效明显，对普通小区也有带动作用。”

　　其次是撤桶率、垃圾回收量增长。2019年7月份，北京市甜水西园小区率先试点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从原来的34组垃圾桶到现在的5处集中精拣点，“撤桶”成为一大显著标志。

　　居民林阿姨告诉记者，以前小区里最脏最臭的地方就是每个单元门口的垃圾桶。“住在一层感受最明显，尤其是夏天，虫子、老鼠都有，而且异味大，每年都要准备两大瓶灭虫药。”撤桶后，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开定点投放，每天还有垃圾分拣员逐一检查，小区比以前干净了，异味也没有了。

　　广州也有类似变化。据广州市城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全市8354个居住小区中，已有8203个完成楼道撤桶，楼道撤桶率达98.2%。2019年前十个月，广州日均清运处理生活垃圾3.06万吨，其中可回收物7773吨、餐厨垃圾1621吨、其他垃圾2.12万吨。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5.6%。

　　与此同时，垃圾分类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在西安，生活垃圾末端处置市场随之兴起，西安市将有4家生活垃圾焚烧厂投入运营，餐厨垃圾处理厂等其他终端设施也在建设中。在乡镇农村地区，小吨位的垃圾热解气化技术近年来也逐渐被市场接受，在云南、广西、甘肃、陕西等地均有投入使用。业内人士称，在环保装备领域，垃圾分类也为传统锅炉生产企业提供了新的转型方向，锅炉行业烟气排放较高，当前大多处于走下坡路的状态，而锅炉生产与生活垃圾末端处置在工艺制造上有很多类似之处，越来越多锅炉企业开始转型进入生活垃圾末端处置领域。

　　尚有难题待解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要求，到2020年底，要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但记者采访发现，源头分类的持续管理和分类处理的持续监管，是阻碍垃圾分类政策落地的主要问题。一些地方的相关条例明确了“不分类不收运”措施，同时制定了第三方不定期对小区进行分类情况抽查的方案。但基层人员表示，这些措施都还难以到位。

　　在广州，某些小区撤桶后的布局设计仍需优化。广州市民王先生住在一个几千户居民的大型小区当中，撤桶定点投放后，小区只设了三个投放点，“每次扔垃圾都要翻山越岭。有时工人很难及时清理，还会出现‘爆桶’情况”。

　　部分居民，尤其是年轻上班族，抱怨“无桶化”的规定时段投放让扔垃圾变得麻烦。北京居民张小姐坦言，以前出门就能扔垃圾，现在不仅要多走路，有时候还找不到桶。

　　阿里巴巴环保业务负责人曹启明说，“前期主要靠行政手段和社区宣教引导，但后期的难点主要在于垃圾分类参与主体在整个链条上没有清晰的定位，无法形成价值共同体”，市民的分类行为和环保价值无法直接关联映射，甚至在转运环节出现混装混运，进一步损害了参与者的信心和积极性。

　　比如环卫车辆难以做到“不分类不收运”，不敢不收运，否则会有大片区域垃圾腐烂发臭。再如第三方抽查，上海市的一名基层人员介绍，这种检查频次比较低，“我们统计过，小区一年可能只被检查三四次，震慑作用不够。”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环卫处处长徐志平介绍，未来希望探索以技术加管理的方式，形成长效机制来代替主要靠人工值守的方式。上海某些小区在投放点安装摄像头，并在投放点附近的屏幕上对录像进行复播，对录像中没有分类的居民上门劝告，也取得了一定效果。

　　业内人士认为，要更好地解决监督投放和混装混运的问题，前期主要靠行政手段和社区引导，长期运行则需要市场机制和技术手段来保障。